作者：Priyadarshani Joshi，GEM 报告高级政策分析师；Marcia McKenzie，MECCE 项目主任，墨尔本大学和萨斯喀彻温大学
教育有潜力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。全球教育监测报告正在推出一个新的系列，以推动关于教育与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关系的讨论。该系列的第一篇论文聚焦气候变化，并与气候变化传播与教育监测评估项目合作撰写。
这份题为《学会为造福人类和地球而行动》的论文于今天世界环境日发布。它从正规教育、非正规教育和非正式学习等不同场景出发，系统梳理了教育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多重联系。报告还提出了一项新的指标，用于衡量各国教育内容的“绿色”程度，重点评估小学和中学阶段国家课程框架及教学大纲中的相关内容。
这项指标也为“绿色教育伙伴关系”提供支持。该伙伴关系是2022年教育变革峰会后形成的全球倡议之一。
在气候变化议题上，教育还没有真正发挥作用
受教育程度更高，通常意味着收入更高、消费更多，但这并不必然带来更多气候行动。对2022年Facebook用户的一项分析显示，无论受教育程度如何，人们都有可能参与气候倡导团体。耶鲁大学2022年的一项研究也发现，虽然大多数人认识到气候变化会在未来带来威胁，但认为自己正面临个人风险的人相对更少。而且，这一差距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中更加明显。
这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当前主流教育方式。过去，气候变化教育往往侧重于让学生了解气候变化背后的科学知识，却没有充分关注如何通过教育帮助学生面对气候变化、适应气候变化，并采取实际行动。
研究表明，气候变化教育不能只停留在知识传授层面。要真正提升气候素养，并推动气候行动，教育还需要更加重视社会情感学习和行动导向学习。社会情感学习可以帮助学生增强自我认知、发展人际关系能力、参与公民生活，并作出负责任的决定。它也能帮助学生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焦虑和悲伤。
更具体地说，这类学习可以引导学生思考：气候变化让他们产生了什么感受？气候变化正在如何影响他们所在的社区？他们应如何与他人讨论气候变化？面对气候变化，他们可以采取哪些行动？
然而，多数国家的气候变化教育仍然主要以知识学习为中心。根据各国向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提交的信息，67%的国家仍只关注知识型学习。相比之下，只有7%的国家关注社会情感学习，27%的国家关注行动导向学习。
新指标旨在推动关于气候变化教育的讨论
目前，还缺少简单明了的指标，帮助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判断各国在气候变化教育方面是否取得进展。与此同时，人们越来越关注现有教育方式的实际效果，也开始讨论气候变化应如何更好地融入不同学科和不同教育阶段。
对国家课程和教学大纲进行分析，可以为判断这种转变是否正在发生提供一个重要视角。
今天发布的新论文提出了一个关于绿色课程的新指标框架。该框架由全球教育监测报告、气候变化传播与教育监测评估项目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设计。提出这一指标，是为了回应可持续发展目标4高级别指导委员会在2022年12月作出的决定，即围绕教育变革峰会提出的优先领域制定基准指标，其中就包括绿色教育。
这一指标的目标，是被纳入国际社会已经商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4基准指标体系，同时也作为监测气候变化具体目标13.3的一种方式。
新指标评估的是：绿色内容在多大程度上被纳入并体现于国家课程框架，以及三年级、六年级和九年级科学与社会科学类科目的教学大纲中。为此，研究团队在来自90多个国家、覆盖全部七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区域、使用30种语言的近1500份课程文件中，检索了30多个关键词。这些关键词涉及环境、可持续性、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等主题。
在文件类型较为完整的76个国家中，环境与可持续性内容的平均得分为最高可能分值的50%。但气候变化内容的平均得分只有最高可能分值的21%，生物多样性内容则仅为12%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与科学类教学大纲相比，社会科学类教学大纲中的绿色内容更少；与六年级和九年级相比，三年级相关科目教学大纲中的绿色内容也更少。
教育必须转型，才能回应气候变化挑战
这篇论文提出了四方面建议：
第一，转变教育理念，使教育能够真正回应气候变化挑战。
各国需要扩大主动式教学干预的规模，并开展更有雄心的研究，评估这类教学方式如何将体验性知识与行为改变联系起来。
现有监测工作也需要调整方向。监测不应只关注是否开展了相关活动，而应更多关注那些已经被证明与气候行动存在联系、并能够指导政策决策的衡量指标，从而推动教育系统转型。
同时，对气候变化传播和教育项目的评估，也应从单纯统计覆盖人数，转向关注过程、实施质量、参与程度和实际影响。
第二，承认教育在制定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方案中的作用。
技术与职业教育培训以及高等教育，在培养绿色转型所需技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。它们可以帮助各行业转型，并推动经济向绿色、循环和再生方向发展。
因此，各国需要改善跨部门协调，确保综合性的气候变化行动计划能够纳入技能培养和能力建设经费。
气候融资项目中也应包括对教育的投资。气候计划和气候资金安排不能只由教育部门单独推动，还需要与非教育领域的利益相关方合作，让他们认识到教育在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中的重要作用。
同时，国际社会也需要更加清楚地看到，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在气候变化教育方面仍面临明显投资缺口。
第三，从课程入手，推动各国承诺监测绿色教育进展。
各国应就拟议指标的方法进行讨论，并尽可能形成共识，同时考虑未来进一步改进的空间。
各国也应启动相关进程，向国际分析工作提供课程文件和教学大纲等资料。
在此基础上，各国还可以考虑围绕这一新指标设定2030年国家目标。
第四，让绿色教育真正成为教育转型的一部分。
绿色教育不能只停留在倡议层面，也不能只作为气候议题的附属内容。它需要真正进入课程、教学、评估、教师培训和教育融资安排之中。只有这样，教育才能从“谈论气候变化”，进一步走向“帮助人们应对气候变化并采取行动”。
这项新指标的重要意义，不只在于给各国课程打分，而在于推动一个更根本的问题：我们的教育是否已经准备好帮助学生理解气候危机、面对气候风险，并参与建设更加可持续的未来？
